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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访玛莎·索恩 | 普奖难测?其实一直有目标

在我们对普利兹克奖常务执行理事
玛莎·索恩的专访中,她强调:
普利兹克奖的目标是发掘那些
能够反映建筑的艺术性以及为人类
作出重大贡献的建筑师。

▲ 2019年第41届普利兹克奖得主日本建筑师矶崎新

就在昨晚,第41届普利兹克建筑获奖公布今年的获奖者日本建筑师矶崎新(Arata Isozaki),这位88岁高龄的建筑师也成为继丹下健三(1987年)、槙文彦(1993年)、安藤忠雄(1995年)、妹岛和世与西泽立卫(2010年)、伊东丰雄(2013年)、坂茂(2014年)第8位获得该奖项的日本建筑师。

▲ 大分县立图书馆,日本大分县 (1962-1966)。

▲ 北九州中央图书馆,日本福冈 (1973-1974)。

▲ 筑波中心大厦,日本茨城县(1979-1983)。

▲ 水户艺术馆与地标性的四螺旋塔,日本茨城县(1986-1990)

普利兹克奖评委会的评审辞中这样写道:“他兼具对建筑历史和理论的深刻了解,勇于拥抱前卫,从不满足于复制现有;他对有意义建筑的追求也反映在他自己的设计作品中,直至今日仍然不拘一格、不断演进,其方式方法总有新奇之处。”如今,矶崎新的建筑作品已经跨越60年,超过100个已建成的作品遍布亚洲、欧洲、北美、中东和澳大利亚。


▲ 矶崎新获奖视频。

正如评审辞中所说的:“直到今天,他的作品无法用任何一种风格来定义。他始终保持全新的思维和视角来设计每一座建筑,他的思想一直行走从未停滞。”矶崎新也在获奖视频中坦言:“建筑师不能只负责设计建筑,而要思考建筑师的未来从业方式,因为范式正在改变,新一代建筑师应运而生——就是新时代的建筑师。”越来越难以预测的普利兹克奖实际上从未放弃自己的初衷。

▲ 2019年普利兹克奖评委阵容。

作为建筑界最重要的奖项,普利兹克奖的目的在于寻找那些作品能够体现建筑的艺术性、以及对人类有重大贡献的建筑师。“普利兹克奖的提名是非常开放的,我希望大众都能参与进来。”普利兹克奖的常务执行理事玛莎·索恩(Martha Thorne)介绍道,“评选必须基于实际建成的作品,纸上的概念草图以及摄影作品都不能成为参考,所以评委的决定都不是简单的基于照片,而是通过实际考察的现场感受做出判断。”

▲ 普利兹克建筑奖常务执行理事及学者玛莎·索恩(Martha Thorne)

近年来,普利兹克奖的预测越来越难,对此她说道:“我知道每年普利兹克奖都有很多预测,我认为这些讨论都是有益的,因为普利兹克奖的目的之一,就是把建筑和设计推向普通大众。回顾历史,我们发现,在20世纪,知名建筑师经常光顾《时代》杂志(《TIME》)的封面,而最后一次建筑师登上封面,则是在遥远的1979年,那一年菲利普·约翰逊(Philip Johnson)获得了第一届的普利兹克奖。我着实希望媒体能够给予建筑师和设计师更为重要的角色,这对于建筑领域本身也是有帮助的。” 下面,我们来看一看普利兹克奖的常务执行理事玛莎·索恩对这一奖项的理解和看法。

▲ 1979年,菲利普·约翰逊获得第一届的普利兹克奖,登上美国《时代》杂志封面。

 

Q=INTERNI设计时代
A=Martha Thorne

Q:作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,您认为普利兹克奖最主要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?

A:我想普利兹克奖之所以特别,是因为它比较国际化,同时相对独立。不同于以往由专业建筑师、工程师组成的建筑组织,普利兹克家族成立了这个奖项,但是他们并不参与到奖项的评选。它寻找的是那些杰出的、有人文贡献的建筑师,同时力图将建筑的讨论引至社会大众之间。在它成立的时候,人们早已开始为那些在科学界、文学界、世界和平等领域的杰出人才颁发诺贝尔奖,但却没有一个奖项让人们去注意人类的生活环境,所以,普利兹克家族希望这个奖项能够引起人们对于建筑的关注,同时对年轻人有所启发。

▲ 普利兹克奖历年获奖者。

Q:普利兹克奖获得者的评选标准是什么?

A:建筑并不是一门科学,它更像是艺术,我们从一开始就设立了这个奖项的目标:“能够反映建筑的艺术性,以及对人类有重大贡献的建筑师与建成项目。”每年,评委都试图从这个目标里面读取更多的信息,他们有时会讨论建筑的持久性,或者建造过程的合作性。而例如对普奖获得者王澍,评委们更看重对于材料的应用,这关乎材料在传统与当下、以及未来的角色。评委们对于如何理解普奖的判断标准完全自由,这也是普奖难以预测的原因。

▲ 2016年普利兹克奖得主亚历杭德罗·阿拉维纳(Alejandro Aravena)。

▲ 绿屋,2013年,智利孔斯蒂图西翁。 图片/ ELEMENTAL

Q:相比以往颇为知名的普奖获得者,如何看待近些年来的获奖者颇为低调?

A:我想评委们更看重的是这个奖项所传达出来的信息。比如RCR建筑事务所(2017年获奖者),他们并不被外界熟知,因为他们来自一个只有五万人左右的小镇,但是评委们认为他们的作品是高质量的,且有很强的地域性。虽然工作的地域很局限,作品却具有普遍意义:能够触动来自世界各地的人。评委们并不是机器,直到现在,理性主义的力量还在质疑个性的存在意义,世界上有很多问题在挑战着我们,例如移民问题,对于生存的恐慌等,我想评委们在RCR的作品中看到了人们能够凝聚在一起的希望。评委们不在乎建筑师是否有名,他们只是遵从自己的内心。

▲ 2016年普利兹克奖得主RCR建筑事务所拉斐尔·阿兰达(Rafael Aranda)、卡莫·皮格姆(Carme Pigem)和拉蒙·比拉尔塔(Ramón Vilalta)。

▲ RCR建筑事务所-苏拉吉博物馆(Soulages Museum ),2014, 罗德兹,法国 ,与G. Trégouët合作。 摄影/Hisao Suzuki

Q:对于外界所说的普奖越来越具有“政治正确”的意义您是如何看待的?

A:我可以明确的说,评委们从来不会去考虑政治方面的因素,而我的职责也是去保护评委们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。2005年,欧洲经历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,美国也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冲击,而中国在政治上决定加大城镇化建设的力度,建筑师迎来了大量的实践机会,大量的公共建筑拔地而起,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私人实践项目,例如王澍的事务所,虽然规模不大,但建造出了非常好的作品。评委们希望更多的关注到世界其他的角落,例如亚洲、非洲等,我想这也是普奖的精神所在。

▲ 2012年普利兹克奖得主王澍。

▲ 象山新校区二期工程,2004-2007,杭州,中国。图片/吕恒中

Q:您从2005年就开始担任普奖的执行理事,从您个人角度来讲,建筑界近年来最明显的设计趋势是什么?

A:我的个人看法是,建筑设计已经越来越少的局限在建筑师个人的艺术表达,而是更多的关注建筑能够为社区、城市带来什么改变。之前,人们可能会关注扎哈·哈迪德强烈的形式感,以及卒姆托作品中的工艺痕迹,但是近些年来,建筑师越来越多的开始讨论与社会的关系,很多精彩的作品更倾向于与社会、城市发生故事。

▲ 2018年普利兹克奖得主巴克里希纳·多西(Balkrishna Doshi)。

▲ 桑珈建筑工作室。摄影/Iwan Baan

Q:如何看待女性在建筑领域中的角色?对年轻的女性设计师有什么想说的建议吗?

A:在历史上,女性很晚才被允许学习建筑,这使得建筑领域内的男性居多。例如在欧洲,这个历史只有一百多年。即使在20世纪,女性学习建筑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。建筑学非常庞大复杂,包括建构、材料、工业制造,以及与金融业等领域的关系,而这些领域的主导者也大多是男性。建筑专业的工作又非常辛苦,你要不停地熬夜,这种情况使得传统女性在考虑到照顾家庭的同时,无法24小时投身事业。当然,这也被看作是对女性的歧视,她们有自由选择自己的工作而不受家庭束缚。

▲ 2018年普利兹克奖得主妹岛和世(Kazuyo Sejima)与西泽立卫(Ryue Nishizawa)。

▲ 格雷斯农场河畔建筑,2015年,美国康涅狄格州。 图片/ Iwan Baan

我对女性从业者的建议是,在学校里,作为女学生你并不会被区别对待,然而在专业领域内并不是这样的。你要多加留意,要关注身边发生了什么,你要非常警惕且强韧。对于女性来讲,这个职业有时候甚至是孤独的,当然也是非常有成就感的。我会告诉我的学生说,不要放弃,你要试着去改变这个行业。

▲ 2004年普利兹克奖得主扎哈·哈迪德(Zaha Hadid),她也是历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性建筑师。

▲ 望京SOHO,北京(2009-2014)。

Q:来中国的次数多吗?对于中国近些年来发生的建筑实践有什么样的印象?

A:我到香港大概有四五次,内地的城市去过上海、北京、深圳、杭州,也有四五次。当然对于一个如此之大的国家而言这并不算多。我记得第一次来中国时,很多建筑都与所在的环境没有关系,换句话说,这些建筑可以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,它们只是西方建筑的复制品。而现在我所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建筑师开始强调设计,以及自身文化特点的表达。

当中国向世界敞开大门,许多国际建筑师涌入,会带来一些对于中国符号以及形式的误读,而现在,我看到了越来越多真正的本土建筑师,许多高质量的设计作品涌现,比起十五年前,这些作品摆脱了西方建筑的复制,并且越来越多地展示出建筑师的天才与热情。我并没有一直待在中国,但是我从杂志上,以及人们的谈论中,发现大众是乐于讨论设计的,不论是自己的房子,还是城市中的一片地域,或者是一个产品,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。

▲ 矶崎新设计的哈尔滨音乐厅,哈尔滨(2009-2015)。

▲ 矶崎新设计的中央美术学院当代艺术博物馆,北京(2003-2008)。

Q:当今媒体上存在大量“照骗”的现象,人们无法通过照片去判断一个建筑真正的好坏,如何看待媒体的角色?

A:我认为现如今媒体的工作十分困难,因为网络上充斥着太多的信息,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,媒体都在极尽全力去吸引观众。想要向普通大众诠释一个建筑本身就很困难,有时的确需要照片去引人注目,但媒体的职责也在于向大众传播更深一层的信息。建筑并不是一个物品,它是服务于人的,媒体有义务去帮助大众去理解它们,不仅仅是简单的描述,而是设计的意图以及背后的努力,以及这样做是否对生活环境有益。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建筑师和设计师有他们工作的专业领域,所以媒体人需要帮助他们去与这个世界更多的人产生联系。

Q:您同时也是西班牙IE建筑与设计学院(I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Design)的院长,对于建筑教育的看法是什么?

A:我非常荣幸能够这么长久的参与普利兹克奖的运作,但是对我个人而言,我的热情仍然在教学。奖项固然重要,但未来真正的变化掌握在更为年轻的设计师手里,也就是这群学生,这对于未来而言是一份很好的投资,而我们也有责任帮助这些学生更好的接触专业领域。

我认为建筑教育应该从世界的角度展开。一方面建筑会讨论得非常的技术化,关于结构、材料等,但是学生同时也要知道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。他们要了解一个社区的动态情况,知道如何与人交流,也要了解其他学科的情况,而不应局限在建筑专业内部,应把建筑视作人们对环境的改变,并思考如何让环境在经济和社会关系层面进行更好的运作。


文字 / Alven,九夏
图片 /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
编辑、美编 / 九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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